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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未来总动员:英国当代艺术珍藏展

          回想过去的10年、20年,谁能描摹这个时代里英国的创造力?是以Blur、Oasis等乐队拉开帷幕的Britpop,还是近期杀回的盖·里奇或更早些的《猜火车》?这些屹立不倒的英国当代文化旗手,远不绝于此。随着Frieze艺博会的兴盛、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游人如织,无疑让人相信这背后还有一部热力的发电机——YBA(Young British Artists),年轻英国艺术家们。

           提及YBA,有必要读一下艺术家邱志杰在 《展览始末》一文中的话:“1997年时我创作了一批作品如《物》等,都在强调现场的可感受性。我和吴美纯开始商量组织一个表明这种倾向的展览。我们知道这个展览将主要由年轻人组成,成名艺术家都中观念艺术之毒太深。但能理解我们的想法的年轻人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登上中国艺术的舞台,我们并不清楚。我想到用‘后感性’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必将出现的艺术,颇有几分兴奋。同年秋天我去欧洲旅行,知道英国人办了《Sensation》那个展览,当时心里一苦:‘他妈的’这个词让英国佬给废了。”

    Young British Artists是谁?

           尽管过去的20年间,当代艺术领域生意兴隆,常为人诟病“破铜烂铁”价格已直追印象派等市场巅峰,“当代艺术”被混淆成了和时尚、建筑、商界联姻的生活方式,但美学建树却寥寥。现在想来,除评论家、史论家、策展人们极力打造的“关系美学”品牌外,也只有YBA能够顽强地留存在时代的记忆里。

           YBA,这些年轻英国艺术家们是何方神圣?其实,他们不过是一群于上世纪80-90年代交接时期投入艺术生产的小青年,绝大多数人还是伦敦歌德史密斯学院的学生。如果你看过Blur名曲《乡村小屋》的MV,就会对Damien Hirst这个名字有所了解。这位客串导演,今天俨然已经被神话成当代艺术近年来的里程碑。其近作《因神之爱》由8000多颗钻石覆满一枚骷髅,索价近百万欧元,一夜间成了街谈巷议。不仅上了《Artforum》杂志封面,也在新世纪里重新勾勒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早在1988年,年仅23岁的达明安·赫斯特策划并集结Sarah Lucas、Richard Paterson、Ian Davenport等一干艺术家在伦敦一码头边空置的大楼里,上演一场经典的展览──《冰冻(Freeze)》。《冰冻》不仅仅为“艺术家即策展人”的展览模式添砖加瓦,也孕育英国新艺术运动的火种。著名策展人Norman Rosenthal、泰特美术馆掌门人Nicholas Serota都亲历现场。画廊界大鳄Charles Saatchi也一举相中这批青年,三年后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划时代的展览《年轻英国艺术家》,YBA也因此得名。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出现YBA的标签式作品,Damien Hirst的大型装置《生者心中死亡的肉体不可能性》── 一条浸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鲨鱼。

           虽然YBA本身仅是一个特殊时间和国度范畴里的群体而非艺术流派,但比起总需要借评论之口反复厘清其模糊边界的“关系美学”而言,YBA们的作品显然更直接亦更风格化。他们主张放浪形骸的视觉形态,试图把一代青年与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互搏状态,及无聊慵懒的生活方式投射进离经叛道的表现手法中。不论是电影里的Derek Jarman、音乐上的朋克群体、还是Gilbert & George等艺术家。

    《未来总动员》里的时代轮回

           三年前,一场名为《余震》的展览在中国重现当年YBA震动全球的那些瞬间:Damien Hirst、Sam Taylor-Wood、Sara Lucas等YBA代表人物的知名作品终于和中国观众亲密接触。而2006年,也是艺术世界里另一拨新艺术家群体崭露头角的时段,CBA(中国青年艺术家)成了另一个互作类比的名词。取义形象的《余震》于本地是刻舟求剑的参照系还是前车之鉴?当时的观众心里都有急需一把定义中国新艺术的尺度。

           不知为何,当年的《余震》始终没有登陆上海。2010年,英国文化协会从其艺术收藏中取出若干举展的《未来总动员》东渡上海,终于弥补了观众的遗憾。《未来总动员》进门便是一张Damien Hirst的画作。艺术家圆点绘画系列中,随机着色的原点,机械、冷静、迷幻地展现出Hirst挑衅、充满争议的创作侧面。而对立面中,鲜为本地观众知晓的Mark Titchner的《未来需要你的参与》,更生动暗示这批艺术家的出处。

           《未来总动员》的野心显然不仅限于提供一份YBA的名单。在一连串走马观花间,也交代另一个英国当代艺术的仪式:特纳奖。这个由泰特美术馆、四频道等多方协作的年度奖项,数十年来扶持一批新晋英国艺术创作者。早年间,特纳将不仅见证Jarman同Gilbert & George的华山论剑,也为Damien Hirst等YBA艺术家们加冕。展览的40余位参展艺术家中有11位特纳奖获得者,22位提名者。《未来总动员》与其说是眺望明天,不如说是回到昨日的明天。其实,有一批年轻人早就站在东方或者西方舞台上,只是我们还不清楚。

    『周末画报』 撰文 怀特·李  摄影 吕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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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阅读』日本经典电影和他们的电影观

           舒明和郑树森都是香港资深的电影研究者,相信不少日本电影的爱好者都阅读过舒明的《日本电影风貌》和《平成年代的日本电影》,而郑树森的《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则是为数不多的电影类型分析的中文著作。这本《日本电影十大》本是他们二人的对谈录,但同时也是评论导演风格以及对后来者的影响,为读者详尽搜集日本电影排行榜、导演作品目录等资料。

           所谓十大是指书中的两个部分——十大导演以及十大名片。十大导演不是指十个导演,而是“舒明根据《电影旬报》每年十大电影导演的入选次数而统计出来的首20人名单”。当中包括了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市川昆、今村昌平、沟口健二、大岛渚、筱田正浩等等,大师名匠及他们的杰作佳作在书中纷陈罗列。

           读毕《日本电影十大》,我认为此书可以视为日本经典电影精读——大量的资料陈述、生卒年份齐备、什么年份拍摄什么作品、简单短促的评说,又有提纲挈领的点列式电影特色综论,例如木下惠介电影的三大特色、山田洋次“寅次郎系列”的七大特色、成濑巳喜男的三方面特色、五项成就、三个特点、四个被西方忽略的原因等等。对于有意细赏日本经典电影的读者,《日本电影十大》确是不错的选择。哪一位导演值得关注,哪一部影片是杰作佳作,只要翻开《日本电影十大》,就能便捷地给你标准答案,免却不必要的兜兜转转。

    『周末画报』 撰文 邵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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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电影十大》
    郑树森、舒明 著
    INK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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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Decode:数码时代的VA博物馆

           提起伦敦的Victoria & Albert博物馆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决不是什么尖端技术。这间全球最大的装饰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创立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致力于提升英国民众的品味,展出的文物历史可追溯至3000年前。可这次的“解码”(Decode)带来的无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展览,它试图撕去技术沉闷难懂的面纱,反映包围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新技术的融合。

           这次展览的核心部分在波特画廊(Porter Gallery)中举行,这间偏厅是V&A专门用于举行当代艺术与设计临时展览的。而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也放置了多个展品,包括在博物馆中庭展出的Jason Bruges Studio运用LED灯光及摄像技术创作的装置作品。当参观者穿过黑暗的入口进入展览空间,迎接他们的是Daan Roosegaarde的“沙丘”(Dune)装置。“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与电子时代相遇,这是一个闪烁的电子音乐田地,每当有人走过它就会发出光芒与声音来表示欢迎。这种未来主义的欢迎方式让参观者立即兴奋起来;人们仿佛把日常生活留在身后的V&A门厅,走进色彩斑斓的未来体验之中。

    “代码”

           展览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代码”(Code),设计师把运行电脑所必需的核心数据用作设计工具。这些作品把电脑程序代码当作灵感及有形的物质。设计师探索了代码是如何被编程,从而创造出不断流动、永恒变化的对象,带来让人惊叹的美丽效果。展出的作品“数码西洋镜”(Digital Zoetrope)由多元设计团体Troika创作。这个装置的灵感来自诞生于1834年的西洋镜,原始的西洋镜利用光线及运动播放单独的图像或画面,从而形成画面活动的错觉。Troika把城市生活的破碎体验,以步行、骑车或开车等不同速度在城市中旅行时所涌现的感官印象,作为数码版西洋镜的基础。这种时间体验与城市的许多层面通过数码文字展现,以各异的速度穿梭于画面的表层,展示运动中的状态改变。

           软件开发员兼艺术家Karsten Schmidt为这次展览创作了开源市场推广活动,在展览场馆内及网上都可以观看。“再编码解码”(Recode Decode)允许参观者下载源代码并直接与其互动。这是V&A第一次为其网站创作数码作品,而相当数量的由观众再编码的艺术作品将出现在伦敦地铁的数码屏幕上以推广这次展览。只要遵照V&A网站上的指引来做,就算你不是专业编码员也可以参与进来。

    “互动”

           “互动”(Interactivity)单元才是真正乐趣的开始。参观者可以与作品进行互动,并对作品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许多作品都在展示设计与表演的界限。Ross Phillips的《视频网格》(Videogrid)鼓励自信人士来为一块不断重复播放的电视墙贡献一秒钟的视频。Mehmet Akten的《体绘》(Body Paint)让参观者在一面墙壁前跳跃与挥手,而墙壁则会不断放射出迷幻的色彩来回应。只需等上一段时间,它便可能成为一个互动广告,安装在世界各地的巴士站中。

           除了利用人体的运动与声响之外,某些展品还拥有难以言喻的能力,可以模仿真实的生活;其中最使人紧张不安的例子要数Golan Levin的《光电隔离器2号》(Opto-IsolatorII),让你不禁怀疑这台机器是否真的拥有灵魂。这个真人比例的机械眼可以跟随观察者的目光,如果观察者眨眼,一秒之后它也会跟着眨眼。

    “网络”

           展览最后的主题是“网络”(Network),这里的作品对日常交流中所留下的数码痕迹进行评论与利用。网络因我们日常活动的痕迹而饱和,从我们发送的信息、发表的博客文章,到我们穿越的物理边界。Jonathan Harris与Sep Kamvar的项目《我们感觉良好》(We Feel Fine)从世界各地的博客中提取作者形容他们感受的评论,以色彩缤纷的漂浮球体代表这些信息。用户可以通过选择情绪、博主的性别、年龄与城市来过滤这些信息,从而揭示这些匿名而常常高度个性化的、对当今现代生活的见解。这件作品引起了人们对社交网络站点的自白本性的思考,在赋予不断的细节流露以视觉美感的同时,我们通过技术分享了我们自己。

           如果从艺术与设计的角度来看,“解码”或许有点缺乏深度,依赖着智能噱头,有时反而突出了技术产业未能超越其界限。然而V&A成功展示了技术进步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并让我们得以窥视不久以后的未来生活。这里的展品并没有改变世界,但或许通过博君一笑而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周末画报』 撰文 Zoey Goto  翻译 Shirley Tang

    『What's More』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简称V&A) - 创立于1852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与设计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全世界最多的装饰艺术品。V&A本身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物,共有145个展厅,分为5个陈列主题,即亚洲、欧洲、材质和技术、现代作品及特展区。作为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英国第二大国立博物馆,V&A博物馆自成立时就被赋予了教育民众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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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泰特当代艺术馆的扩建传奇

           在伦敦步步为营进阶为世界一流创意之都的成长过程中,泰特当代艺术馆(Tate Modern)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泰特当代艺术馆二次扩建修改方案一公布,立刻成为所有人瞩目的焦点。无形中这一次的扩建被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大家甚至期望新的建筑空间能够改变人们看待当代艺术的方式,这样的要求无异于期望母鸡给想吃松花蛋的食客们直接下一个出来。

    疯狂的泰特2改造方案

           泰特当代艺术馆当年的一期扩建工程也是由赫尔左格&德穆隆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设计完成的,这个作品在2000年创造了一个工业建筑再利用的绝佳案例。目前的二次扩建(简称泰特2)改造工程也是一个工业建筑再利用的好例子——它的前身是一座旧的发电厂,始建于1947年,建筑师是设计英国红色电话亭和滑铁卢大桥的Giles Gilbert Scott。这个发电厂在当时成为了工业时代的精神象征,建筑中线上那个90多米高的烟囱与不远处高耸的圣保罗大教堂共同形成了泰晤士河天际线的制高点。

           1994年7月,泰特方面就发电厂空间转换建筑设计进行了一场国际竞标,4个月之后,6个入围者从148个方案中脱颖而出,有David Chipperfield建筑事务所、OMA/雷姆·库哈斯、安藤忠雄等等。次年,公布赫尔左格&德穆隆的方案胜出,他们的方案显得气度非凡,不仅高度尊重了原有建筑的精神,用巧妙的转换代替了大的改动,利用屋顶光线的引入使得整个展示空间功能完整,风格现代。

           目前泰特当代艺术馆每年的参观人数达到了460万,远远超过了10年前开馆时预期的180万,因此,泰特的二次扩建工程势在必行。赫尔左格&德穆隆早在2006年曾经公开过一个设计方案,用“疯狂”这个词来形容第一眼感受较为准确——由方形玻璃盒子错落堆砌而成的塔楼。考虑到这个提案的外观过于炫耀,第二版的设计修改成砖饰外立面,另外还增加了三个空间——利用暗藏在建筑下面的三个储油罐转换成表演空间、画廊与办公室。这或许是伦敦最让人意外的房间了。

           新馆将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60%。立面由砖和玻璃构成,远看似折纸。共有11层,其中有些楼面设计成了跃层。10楼有一个150座的餐厅,11楼设置了一个公共的观光走廊。由于是塔状,楼层越高,面积就越小。修改后的版本,使楼内的动线组织以垂直方向为主,坡道、旋转楼梯和8部电梯在垂直方向连接了所有的楼层。整个项目的工程预算为2.15亿英镑,其中政府出资5000万英镑,其余的期望由捐赠人出资。建成后的泰特2会吸引巨大的客流。如果施工质量能够保证设计外观的呈现,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天际线将增加美妙的一笔。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给了泰特当代艺术馆一个限期,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亲自参加开工仪式,对它的重视可见一斑。但泰特的总监Nicholas Serota坦言:“尽管当局会对此事兴高采烈,政客们希望泰特新馆能与扎哈·哈迪德的游泳馆同时开放,但是2013年或者2014年完工要比期待2012年更加现实一些。”

    工业建筑的前世今生

           泰特的一期二期工程都是工业建筑再利用的绝佳范例。虽然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天才大师米开朗基罗就曾将罗马时期的浴场再利用为教堂,将市民文化转变为宗教文化。但现代意义上的旧工业建筑“再利用”,则是二战之后的“可适性再利用”。那些工业时代的建筑遗存,用不着像保护希腊帕提农神庙那样碰不得,。另一方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又结实耐用,时间刻出的沧桑与开敞挑高的大空间是呈现绚烂与时尚的绝佳背景。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体会到许多保存下来的老建筑只是一座精美的建筑驱壳而已,其中并无生命亦无生趣,于是开始寻求可以让老建筑重新散发活力的新保存方式,这种“再循环现象”在1980年代以后成为广受欢迎的趋势。工业建筑再利用的案例,在世界上此起彼伏,使得旧工业建筑成为创意产业工作室的首选,也成为创意文化的承载体。

           工业建筑再利用还有一种方式,与泰特当代艺术馆改造电厂的方式有所不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的发展形成的艺术区域,譬如有名的纽约SOHO区,德国的柏林艺术区,以及意大利米兰的设计艺术区等。离中国读者最近的例子,就有北京以及上海的众多创意园区。

    『周末画报』 撰文 夏小夏

    『What's More』

    泰特当代艺术馆 - 1897年,亨利泰特爵士创立泰特美术馆,当时名为国立英国艺术美术馆。老泰特美术馆于1980年代决定另行设立一座专门进行20世纪现代艺术品收藏和展览的美术馆,这就是泰特现代美术馆。

    赫尔左格与德穆隆事务所 - 1978年成立于瑞士巴塞尔,它的创办人和资深合作人,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都曾就读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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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尚』图案的符号学

           在时装设计上,图案经常有着一种象征性,碎花代表田园、几何带点未来感,这些既定概念并不是一时三刻可以定下来,往往是在时装历史进行时各大小设计师为我们所做的潜移默化式洗脑效果。对视觉记忆有限的人类来说,一个让人难忘的图案必须有一定的过人之处,可能是在配色上比较特别,也可能是挑选了独特的主题,又或是一种崭新的图像手法。

    图案的时间性

           最近三季Alexander McQueen的图案运用绝对是经典,让人非常难忘。这样的图案设计永远让人又爱又恨,因为当季度一过,大家也会知道那是过季的衣服,即使你是多么地喜欢那件独特的衣服,你还是会乖乖地把它安放在衣柜里,穿上它在家里打转,对着镜子照了半天,但总没有踏出门外的勇气。

           图案与时间性的挂钩,在那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图案上最为显著,那段时期不少布料的图案均使用丝网印刷手法,图案一般比较简单,由于每印一种颜色便需要换网一次,所以在配色上也不会太繁复,不过亦因此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图案布料特色,现在看来特别复古。不少北欧家具的设计到现在依然带着这一种图案设计感。

    图案的艺术色彩

           说到时装图案与艺术的关系,毫无疑问浮现脑海的第一个影像一定是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Composition with Yellow, Blue,and Red》色彩方格油画作品,这个艺术作品被大众认知,主要并不是因为大家欣赏蒙德里安这位艺术家,而是因为Yves Saint Laurent在1965年秋冬季设计的“Mondrian Dress”,把艺术作品变成了服饰图案,实在有神来之笔的灵光,这种图案线条简洁、配色强烈的设计跟1960年代的外太空未来感风格不谋而合,立即令设计成为了经典,而且也因此让后世的人对Piet Mondrian这位艺术家增添不少兴趣。

           近年艺术与时装的距离走得很近,Louis Vuitton与Chanel先把店铺打造成画廊布局,在店内放置当代艺术家特别制作的作品,然后还有像Mobile Art这样的巡回演出,让艺术界与时尚界好不热闹起来,两个圈子的人逐渐混在一起分不开。

           比较复杂的手绘(Freehand)图案在近几年的时尚界算是比较流行,可能是电脑Photoshop的东西大家看得太多,也要具人气的笔触唤醒大家儿时的记忆,Julie Verhoeven是其中一人,另外还有为Prada 2008年春夏绘画图案的James Jean,这个系列与Prada一般给人的感觉相当不一样,尤其是那辑杂志广告,背景由James Jean绘画,让Prada给人的感觉一下子亲民了很多。

           再说图案的艺术性意义,还有两位艺术家实在不得不提及,首先是Keith Haring,他笔下的那些色彩缤纷的跳动人偶艺术品,相信不会有人没看过,他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分子,1990年死于与AIDS有关的并发症。他生前便很积极地对抗AIDS,在死前更成立了Keith Haring Foundation,现在大家依然时不时能看到他的绘画在服饰上出现,较近期的应该是在Adidas上,这全是Jeremy Scott的功劳,因为他现在成为了Keith Haring基金的代表人物。另外的一位,可能大家也早能猜到,就是当代艺术的传奇人物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不论你是否喜欢他,也不论你是否认同他,他所创作的影像图像就好像冤魂不散一样,时不时又会重来时尚界,出现在各式各样的服饰上,很明显,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就是代表着一种对当代艺术致敬的态度。

    图案的自然拥抱

           在众多图案设计上,大自然式的取材一定是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花卉图案很明显地一直是各春夏季时装的常客,Kenzo当年就是因为巧妙地使用了花花图案而成名,这堆花丛不只在女装上盛放,也为男性带来走进花圃的路径。花花图案原来也不一定是优雅娇柔,Nicolas Ghesquiere为Balenciaga设计的2008年春夏季便带来了一系列花花盔甲,密集鲜艳的图案结构本来就是要引发视觉上的震撼,再配上那种像盔甲一般的立体式剪裁,难怪花花影像也能让人觉得如此沉重。

           其实跟大自然有关的图案一直在时装界历久不衰,花花图案大大小小不断开花,但动物纹的野性似乎亦在近年成为了时装潮流的固定成员,以往提及豹纹率先想到的是Roberto Cavalli,现在豹纹的广泛程度已经渗入每家每户,然后还有什么虎纹、斑马纹、雪豹纹等等等等,你是反皮草主义者也绝对不要紧,因为这些图案早已以印刷的方式出现在你的衬衣毛衣手袋高跟鞋上。

    由图案设计到服饰

           图案原本便是一种具象征性的东西,相比剪裁,服饰的图案其实更容易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些原本为图案设计师的人最终成为了时装设计师。Emilio Pucci相信是当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设计的图案的确非常独特,看似抽象,构图上其实具备逻辑,所以即使现在品牌早已换过多位不同的设计总监,但这种视觉的形象还是不太可能放弃。

           人其实是很容易被引导的,尤其是在视觉上,只要突然出现鲜艳夺目的影像,大家的焦点便会一刹那离不开。

    『周末画报』 撰文 Karchun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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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计』漫步纽约:创意无处不在

           你必须承认,一个像纽约那样的城市永远值得一游再游。帝国大厦、第五大道、中央公园、百老汇、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些都是Big Apple的魅力所在。而涌动不息的新鲜能量和弥散四处的创意生机让这一方土地变得无比撩人,你可以选择穿梭于那些出自明星建筑、设计师之手的别致养眼的精品店……创意为先的空间确信会让你领略到吹遍了纽约城的活力之风。

    走访设计热点地带

           Droog在纽约的第一家店面作为此次旅程的第一站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这里拥有一切引人注目的亮点,担保不会令你失望。这片900平方米的设计空间位于丰盈充实的SOHO区,由设计师Jurgen Bey巧加装点,竖立着蔚为壮观的装置作品“The Blueprint House”。这里概念性的陈设让你毫无身在一家店铺的感觉,虽然所有的一切最终还是用作销售的。它却让你拥有在博物馆才能拥有的体验,静静享受一场设计艺术的盛宴。

           如果你走到了切尔西区附近,不妨到大师Ralph Pucci位于18大街那座庞大的两层楼工作室中去走一走,那儿集中展示着一系列最漂亮的设计精品,其创作者有Vladmir Kagan和James Rieson等享有盛名的美国创新人士,有David Wieks这样后来居上的年轻一辈,当然也不乏众多法国设计家,比如经他提携在1986年入行的Andrée Putman等等。要是你会经常去纽约,或许可以时常去看一眼,据说他们每隔三个月便会更换一轮非凡的展品。

           在纽约翠贝卡区的一些旧厂房同样值得造访。VIPP垃圾桶工坊创办者的孙子Kasper Egelund在这里Murray街83号建起了自己的展示空间。尽管名为垃圾桶,这可是个干干净净的所在,是举办展出的理想之地,那里陈列着Ralph Lauren、Yoko Ono、John Baldessari等25位明星艺术家和设计师最近专门为工坊定制的经典设计作品。

    享受纽约创意生活

           这几家比较新的酒店,应该可以放在你此次出行前准备的预定名单当中。众所周知,ANDRé BALAZS是旅馆行业中备受炒作的巨头人物。他这家新开张的Standard New York酒店是一座由玻璃建成的摩天大厦,开业后很快就变成了Meat Packing区中新的热点,就连店内的餐厅每天都有大量的贵宾光顾。酒店的客房里,装饰风格富于极简派特色,但巨大的玻璃落地窗却令人感到自己仿佛高悬在纽约城的半空之上。倘若大酒店不是你的杯中酒,那么在曼哈顿魅力的感染下充溢着浓厚摇滚风格的ACE酒店或许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2008年4月,影星Robert De Niro出人意料地戴上了室内装饰建筑师的鸭舌帽,为自己在纽约城开办的第一家酒店进行了设计。这家叫做Greenwich的酒店营造出了一座英式风格的俱乐部、一家形同日本庙宇般的SPA馆、一片洋溢着地中海风情的庭院,而最近又推出了一家意大利餐厅——Locanda Verde,由赫赫有名的Andrew Carmellini主持料理。此地融天下众家之长于一身,堪称一大成功。

           纽约的吃,让人无从说起。但若是说到美食之外,还可以体验曼哈顿魅力精髓的地方,那么我就要向你推荐Casa Lever了,这家在Midtown新开业的意大利餐厅由Pauli家族经营,店内好似一座艺廊,陈列着安迪·沃霍尔创作的一幅幅人物肖像。

           至于深夜,还是请留给Monkey Bar吧。首先,光顾此地的传奇人物为这里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海明威、Fred Astaire、Franck Sinatra。其次,《名利场》杂志的大腕主编Graydon Carter是这家酒吧的老板。第三,艺术家Ed Sorrel用红色皮革长椅和洋溢着20世纪30年代情调的壁画为此地营造出了一派富于时代特色的装饰风格。总之,这里有太多理由让你驻足了。

    『周末画报』 撰文 Simone Chen、So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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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影』独立当道:小成本的好时光

           2007年,欧美影评人提到本年度小成本影片的成绩之时,还在用“糟糕的一年”来总结,那个时候无数小成本作品拥挤到夏季档上映,几乎为视觉大片当起了票房分母。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情形却忽如一夜地被恍然扭转。2009年美国电影的逆市繁荣,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一些投资不到4000万美元的电影,它们打动影迷的同时也在经典的名单上占上了一位。

    营销手段催生票房春天

           小成本电影在2009年终于攻占票房,华纳影业带来的《宿醉》,以35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收回了2.77亿美元的票房;索尼推出一部名为《超市特警》的小成本电影,以2600万美元的投入收回了1.46亿的票房。不过,要说本年度最赚钱的奇迹型电影,当属派拉蒙影业的《鬼影实录》。影片记录了一对年轻夫妇在饱受家中灵异现象困扰后,决定用隐藏摄影机拍下所有不可思议的恐怖画面。

           本片完全使用手提式家用DV拍摄而成,后期剪辑也是在普通的家用电脑平台上完成,制作成本只有1.1万美元,拍摄周期则只有一周,摄影棚设在导演的家中。一开始它并没有获得在影院播映的机会,直到它在碟市和网络上的火爆引起了市场的注意,加上斯皮尔伯格的出手帮忙,才得以登陆影线,并干净利索地拿下了当周的票房冠军,最后在美国卖了1.07亿美元的票房。

           而《鬼影实录》也诱发了美国媒体对电影“病毒式营销”概念的重视。它一开始只在小范围的几家影院上映,其后登陆了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网站,放出独特的预告片,并由网友投票该不该让本片继续扩大上映范围。这部电影的成功引领了一阵潮流,同时也让派拉蒙影业看到了生财之道,他们决定每年制作20部类似的微型成本电影,每部造价控制在10万美元以下,并无一例外地送上影线。

    女性观众为低成本文艺片买单

           在好莱坞以及各国电影片商眼中,13-35岁的男性以及合家总动员型的观众才是票房的支柱,各大制片厂也是以这一类受众的品位为上来进行服务的,所以备受重视的高投资电影多为动作片、涉性喜剧、恐怖片以及3D动画,从暑期档中永远是以动作、科技挂帅的大片为主秀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片商心目中谁是上帝。

           不过一部《时尚女魔头》接一部《欲望都市》,这让好莱坞片商们一下子擦亮了眼球,没错,女性意识高涨的现今,女性观众也是电影受众中不可小觑的群体,在很多时候,女性为电影所付出的热情和金钱更加地率性和不假思索。2009年,女性电影顶起半边天的现象更为明显,女性观众用票子捧红了沉寂已久的桑德拉·布洛克。这位美国“傻大姐”的两部影片《假结婚》和《弱点》,成本均控制在4000万美元以下,但《假结婚》居然拿下了美国1亿美元和全球3亿美元的票房。

    小成本不再曲高和寡

           小成本电影其实在票房上无过大野心,它一向是有艺术深度和独特理念的电影代表,但如今它们一直以来曲高和寡的气氛被打破了。从《拆弹部队》说起,本片从票房和投资来看均貌不惊人,但并不影响其成为2009年最风光的美国电影之一。

           在动画领域中,没有惊心动魄的视觉特效、没有英雄主义渲染、也没有大规模的宣传造势,一部造价不高的黏土停格动画《玛丽与马克思》最终成为了圣丹斯电影节开幕影片,获得2009年法国昂锡国际动画影展最佳动画长片奖,柏林国际电影节水晶熊奖及渥太华国际动画电影节最高奖,并收到了所有影迷的赞赏。

           除了以上所提,还有引爆热议的《第九区》、备受关注的《真爱》、令文艺青年心动的《和莎莫的500天》均取得了惊人的商业和艺术收效。总之2009年的低成本片不再是塞空当的分母作品,也多少洗掉了过往那些故作高深的艰深与小众,他们和高投资大宣传的电影一样取得了公众的关注。

    2010年,小成本的春天是否偶然

           今年,人们在热切期盼着《钢铁侠2》、《纳尼亚传奇3》、《玩具总动员3》、《诸神之战》和《艾利之书》等视觉大片的同时,也看到不少小成本与B级片已经爬上了上映片单。除了詹姆士·弗兰科的《约会之夜》、奔五欲女们的《欲望都市2》,以及《暮色3》早早锁定女性观众外,也有诸如《小屁孩日记》、《寻堡奇遇3》、《热浴盆时光机》等搞笑+涉性小成本影片的到来。

           是的,低成本影片的全面开火从某种程度上是大制作良莠不齐、精品欠奉的年度产物,但也算提点和开启了好莱坞的电影新时代,《鬼影实录》的平民式病毒营销手段、《玛丽与马克思》带来的黏土2D动画的复古潮以及《拆弹部队》直指奥斯卡的超前意识,以上这些无独有偶都让小成本电影迎来了最好的时光,它们带来了票房实惠、影迷口碑以及奖项的肯定,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独立思考为技术派和视觉系垄断的电影界带来了新的思考模式和巨大的惊喜。

    『周末画报』 撰文 小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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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落叶小屋:与自然零距离

           于树荫下饮酒、博弈或是缱绻入梦,仿佛是在宋代古画或是日本俳句中才能遭遇的场景,而伦敦建筑工作室Undercurrent Architects如今却将这古远的诗意移植到了悉尼的某处私人居所——一个被冠名为“落叶小屋”(Leaf House)的穹形楼阁被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安在了这个临近海岸、坐拥绝佳风光的庭院里。

           由金属板错落有致重叠成的宛若落叶状的屋顶显而易见地标明了“落叶小屋”这个名字究竟从何而来。一个曲折盘旋的钢梁结构支撑起了这些沉重的“叶片”,同时也为建筑内部带去了一股动态的能量,事实上,你很容易就将这个钢梁结构同冬天里那些光秃秃的树干联想在一起。轻薄的模压玻璃围起了轻盈的室内空间,外部的自然景致在这通透的设计中几乎触手可及。然而,在这所“落叶小屋”中,你大可不必有被全然洞穿的尴尬。出于私密性的考虑,几间密室已经被Undercurrent Architects不动声色地藏匿在了沙岩地基处。

           不管是金属还是玻璃,这些充满现代感的材质在设计者手中借助建筑的独特形式从而摆脱了现代建筑中的那些陈词滥调,在这个位于悉尼北部的小小庭院里扬起了一阵清新的风(有意思的是,在电话采访中,我们发现建筑涉及的许多高新材料居然都是“中国制造”,它的钢梁结构来自广州的广船国际,而玻璃则是由深圳南益玻璃制品提供)。当“落叶小屋”挑起的金属屋檐、玻璃墙面上的反光与室外草木交融成同一帧宁和的风景时,它们在诉说的实则是同一种语言,那跃动在这语言背后的应该是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心愿吧。

    『周末画报』 撰文 Simone Chen  摄影师 Hugh Ruther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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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访谈』Jimmy Page:吉他就像你的女人

           提到Jimmy Page,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Led Zeppelin,甚至是他们当年那首长达8分钟的《Stairway to Heaven》。另外,他在演出这首歌时使用的双头吉他也为一项发明创造。值得推敲的不仅是律动、力度和能量的起伏,更重要的是他从乐章的概念进行构思,是完成从头到尾不断提速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是性高潮的来临,火花迸发变成火焰,火焰在熊熊燃烧”。

           在2008年8月24日的奥运会闭幕式上,下一届的主办方伦敦上演了堪称精彩的伦敦八分钟,David Beckham乘坐伦敦标志性的双层巴士进入“鸟巢”,。当红歌手Leona Lewis则高唱着经过改编的经典老歌《Whole Lotta Love》,而那个弹着吉他的白发老人是谁?很多人为此感到疑惑,当主持人念到Jimmy Page的名字时,众人哗然。的确,和他在Led Zeppelin乐队时期相比,这位伟大的吉他手变化太大。如今,他将又一次来到中国,参加“鸟巢”举行的“和平音乐会”。

    听到吉他就兴奋

           Jimmy Page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大部分流行音乐依然以爵士铜管乐的伴奏作为配器基础,所以吉他对他而言,似是一件从未纳入生活中的事。直到一次搬迁,他突然在家里的角落找到一把吉他,才成为他日后造就辉煌的开始。

           Jimmy Page的第一把电吉他是Gibson的Tobacco Sunburst,这把吉他让他走上自己的路,每天完全沉溺其中,甚至把它带到学校,在课间的时候抽空练习,一直到这把琴被学校没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他们觉得弹吉他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行为,其实吉他对任何人都无害,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优秀吉他手都是科学家

           真正有影响力的吉他手往往不是因为他精通于对歌曲味道的把握,或者是手指在吉他当中的速度有多快,同时也一定具备科学气质。Jimmy Page小时候参加校园乐队演出时,主持人曾问他将来的理想是否与吉他有关,他断然否决,表示自己想要研究生物学。

           也许就是这种热衷科学研究的理科心态让他有别于其他演奏者,再加上后来在艺术学院苦读艺术史,用这种历史的思维去思考音乐演变的缘故,他成为Jimi Hendrix之后又一位对演奏方式做出创新的吉他手。“在我加入The Yardbirds的时候,就开始用提琴的弓弦演奏吉他。规则对我来说只有等待破坏的意义,用弓弦去破坏听众的耳朵,超越前人,开始寻找一条解脱之路。后来当我知道声音是由共振产生,但我想得到更多的延音时,别人让我造访一个叫做Roger Mayer的人,他听到我的需求之后,只是让我稍等片刻,然后扭头就走,过一会他回来了,带着一个惊人的东西,一个失真踏板,可以让信号和声音过载,听上去更加狂暴。”后来他才知道,这个Roger Mayer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响工程师,Jimi Hendrix在《Purple Haze》当中的哇音就要归功于他。

           也许随着软件技术的进步,很多声音不通过真实乐器的录制就能出现在唱片当中。但是对于吉他来说,它的地位依然无法被取代,就像Jimmy Page所说,“你能够从一段音乐中感受到每个吉他手的独特之处,无论力量变化、明暗对比还是从低吟到轰鸣的过程,这种拽着你身临其境的感觉总是让人欣喜若狂,为之沉醉着迷。很多时候,吉他手不是在演奏音符,而是个性的流露。”

    《周末画报》× Jimmy Page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来说,是通过去年的奥运会闭幕式认识你,能否说一下伦敦奥组委为什么派你来参加奥运会的闭幕式?
    在观看完奥运会开幕式后,他们就知道闭幕式也会同样精彩。他们开始问我是否可以使用《Whole Lotta Love》这首歌,我说可以,然后他们说如果我要演奏那就完美了。于是我同意了。这就造就我、Leona Lewis、Beckham的演出。能参加奥运会这在我一生中都是难忘和激动的。

    和平音乐节之前,你参加过什么全球性的这种类似的活动?这类活动对于和平和环保事业会有哪些推动作用?
    这类活动参加得太多了,印象最深的是Live Aid。就意义而言,我一直相信人们通过音乐会,会感知到我们所要传达的和平、环保精神。

    很多人认为你是开创了重金属吉他的演奏,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个人演奏受到过哪些人的影响?
    的确,我在那个年代做出了许多尝试,但作为一个吉他手,我所弹奏的不仅仅是重金属音乐,还有原声吉他,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创作着音乐,我自己并没有将我的音乐归类为一种类型。我所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乡村布鲁斯、城市布鲁斯、早期摇滚乐、猫王、Chuck Berry,但没有Michael Jackson。

    在众多新乐队当中,你比较欣赏谁?
    欣赏的人有很多,一两句话说不过来。总的来说,我还是偏爱以吉他主导的乐队,通过吉他、贝斯、鼓传统三大件做的音乐比用电脑做出来的更有活力。

    你有没有在北京做一次关于吉他教学讲座的想法呢?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如果也有人邀请,我一定会去。但是我认为吉他创作是很个人化的事,想法和灵感并不是能在教学中传授出来的。很多著名的吉他手都有他们自己的看家本领。

    『周末画报』 采访 王硕、李向南  撰文 王硕  摄影 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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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保』给垃圾最好的归宿

           据说,当年张作霖遭遇困境,掉到城墙根下正堆积发酵的垃圾山上,这堆热腾腾的玩意救了他一命。可以想象,彼时的人们虽然没有太多垃圾处理的意识,却歪打正着地选择了一种相对来说更适合我国的城市垃圾处理方式:堆肥。其实,一直以来,堆肥、填埋、焚烧,都是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三大主要手段。

           在城市垃圾量日益增长,造成垃圾围城的尴尬局面下,如何让垃圾这种潜在资源“用得其所”,既发挥它的剩余价值,又不致成为人们生活的困扰呢?到底是垃圾填埋,焚烧还是仍处于商业开发阶段的等离子垃圾汽化才是垃圾最好的归宿呢?

    另一种可能:抛入太空

           堆肥、填埋、焚烧这三种城市垃圾处理方法各有优劣,互为补充。现在,或许我们的选择又多了一种:垃圾汽化,虽然也有人不无嘲讽地叫它“说得好听的焚烧炉”,但其实,二者大不一样。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团体正投入到研究垃圾汽化的队伍中,美国的IST能源公司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最新开发的GEM(Green Energy Machine,绿色能源机器)系统此刻就放置在马萨诸塞州一座平凡的郊区写字楼的停车场。这种机器只有一个集装箱大小,却足够供应一栋大型写字楼的取暖和电力。

           这些能量的来源是每天3吨的城市垃圾,它们先是被放进一个密闭室。密闭室里充满了氮气等惰性气体,通上电,高压电流会将气体分子中的电子剥离,这样就形成了过热等离子。这些过热等离子又会撕裂密闭室内的所有分子,“就像一道连绵不绝的闪电撕碎经过其中的一切物体。”

           和焚烧不同的是,密闭室内没有氧气,因此,垃圾中的有机物成分不会燃烧,而是被“撕碎”,转化成了合成气。这些合成气要经受过滤和化学清洗,以便去除有毒的颗粒和气体。然后燃烧过程中所产生的能量再次转化成甲烷、乙醇或合成柴油等燃料。

    垃圾处理,没有完美

           一个支持“垃圾汽化”的观点是:等量垃圾汽化后产生的能量要大于焚烧,加上等离子就更是如虎添翼,比如汽化率更高,产生的能量也更多。以GEM系统为例,这样一个系统既能减少垃圾填埋量,又能避免或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垃圾运输,相当于每年少排放500吨二氧化碳。而且,这项技术的另一种好处是,不会像垃圾在普通高温下燃烧后一样产生细灰,而是在超高温下产生类似玻璃渣的固体废料,它们不易污染又好收集,可以用来做建筑行业的填充物。

           另外一席则是“无害化”。当然要做到百分之百“无害化”目前还几乎不可能。堆肥倒是可以使垃圾尽量无害地转化为资源,但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要取得理想的堆肥效果以及经济利益还很难。填埋是最传统的方式,简便、价廉,但垃圾渗滤液以及由此产生的甲烷会给周边环境带来污染。而焚烧引起的争议就更多了。

    二噁英,可以再少一点

           由于难以消解、易于在人体内累积并致癌,早已恶名在外的二噁英一直是围绕焚烧垃圾的争议中最大的靶标。但其实,有两条途径可以避免。一是焚烧温度的控制。二噁英并不是燃烧的必然产物,只要避开会生成二噁英的温度区间就可以避免其产生,但目前条件下要控制好炉温还很难。再就是汽化或焚烧前的预处理。事实上,二噁英是一类结构、性质都相近的物质简称,其中它们拥有一种共有的元素“氯(Cl)”。也就是说,垃圾中没有氯元素,自然不会生成二噁英。

           然而,垃圾中氯的来源太多,最普遍的两个来源就是含氯的塑料,如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杯碗,另外还有厨余垃圾中的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作为欧盟中垃圾焚烧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每年有一半的垃圾进入了焚烧炉,产生的热量被充分利用。瑞典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标准和法规,对大部分焚烧厂进行了技术升级和部分重建,无法达到标准的,则陆续拆除。瑞典每年焚烧450万吨垃圾,估计每年产生的二噁英是0.45克,这个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近年来,随着生活能源汽化率的提高,我国居民对玻璃、塑料、金属品的消耗也在不断增长。不过,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一大特点是:厨余比例较大,其中包括隔夜的饭菜、腐败的水果、啃剩的骨头……这些淀粉、食物纤维,甚至动物脂肪意味着丰富的有机物,它们其实更适合用来堆肥。

           2000年,日本的名古屋曾经历了一场“垃圾危机”:垃圾多到超出了焚烧炉的承载量。此后,名古屋开始转变垃圾管理思路—重点转向源头的控制和分类管理。以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为例,街道拐角总是摆放着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分别标着:金属、有色玻璃、无色玻璃、报纸、硬纸壳等不同材质的名字。而离市中心不远的垃圾回收中心,则按照不同的颜色分隔成了25个不同区域,代表这里放置的垃圾对环境危害程度不同。

           而我国的城市街道上,一式两种的黑灰色垃圾桶上经常只有简单的两行字:可回收、不可回收。这种过于简单的表述往往造成有心爱护环境者的尴尬:一个犹豫的背影在垃圾桶前伫立,终于,将手中也许是饮料瓶子或是一张用过的纸巾,碰运气似的扔到其中一边,至于是哪一边,谁清楚呢。

           有句话说得好:“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可以建立科学有效的分类体系,强化起居民的分类意识,将热值差异明显的“干湿”垃圾分装,将本来可以回收循环利用的无菌纸从焚烧炉收回,垃圾处理的状况会好很多。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与其忙于应付垃圾困境的修复,不如做好预处理措施。

    『周末画报』 撰文 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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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阅读』设计的社会责任

           我常感慨国内拥有很好的批评坏品味的能力,却缺少生产好品味的实力。所以多读一些好的设计书籍,可以让我们时时保持清醒。田中一光先生已经故去了,但不妨碍他的著作和观点继续影响后人。《与设计向前行》这本书可谓集结了田中一光先生在日本各报章杂志媒体曾经发表过的精华文章。

           全书共分为三大篇章:第一设计的发想、第二设计的方法、第三设计的原点。透过生活、工作上敏锐细致的观察与感受,用带点诙谐且优美的文字,隐约阐述了田中一光的设计观、设计思想以及设计的社会责任。

           说到设计的社会责任,我不禁想到我们生活着的社会中,设计还远远未达到需要为社会负责的地步。中国现在最重要解决的不是文盲,而是美盲,特别是拥有公共环境决策权的官员更需要尊重公共的审美意识,不能把自己的低俗美感强加给公众。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迫大众接受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腐败。

           原研哉在本书的序中这样写道:“设计的契机通常在社会这一方,所以设计师面对的问题是超越设计师个人且可和社会上的人们所共有。无论是多么卓越的设计师,他的意图是什么?以及要如何让工作完成这种情事,只要他拥有想法就可以和任何人所共有。他是一个将设计这个工作在社会中如何发生作用,亦即设计的只能是什么当成问题,然后将它以何种方式进行解决这种从设计的起头开始到结束为止,透过书籍把心中所涌现的纠葛或犹豫,欢喜或感动一同化为语言传达给我们的设计先驱者。”这段序言将田中先生的设计理念总结得非常好,也值得我们在阅读此书的同时细细思索。

    『周末画报』 撰文 邵忠

    『What's More』

    田中一光 - 日本卓有成就的平面设计家,他把现代设计观念揉和到日本传统艺术中,作品带有明显的个性:优雅、素净和单纯,富有一定的表现主义色彩。

    原研哉 - 原研哉,日本中生代国际级平面设计大师、日本设计中心的代表、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他的设计展现了深植日本文化的设计理念。

    《与设计向前行》
    田中一光
    著磐筑创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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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影像』David Lachapelle:我不想永远只拍名流

           今年6月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大卫·拉切贝尔(David Lachapelle)的“洪荒”系列作品拍出了远高于他去年所拍卖的麦当娜和布兰妮·斯皮尔斯真人大小照片价格的13.924万美元。显然,这位告别名人时尚摄影的世界著名摄影师的“钱途”更见乐观。他,如愿实现了从摄影师到艺术家的华丽转身。

           他面带微笑地走进来,向众人打过招呼,自行在沙发一角坐下,然后调整了一个他觉得舒服的位置开始接受采访。2010年,他将在北京举办他的首场个人作品展。大卫·拉切贝尔,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时尚摄影师、摄影界的萨尔瓦多·达利。

    曾为安迪·沃霍尔工作

           “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拍照时至少要带8位助手。你呢?”
           “一般20位吧。呵,开玩笑。”即使很累,拉切贝尔也不忘调侃。如果你看过他拍的照片,就不会怀疑他在拍照时需要20位助手的可能性——戴着女巫帽在玫瑰色房间里骑着扫帚的女模特和另两名夸张的女模特以及身上缠满黑布条的男模构成一幅照片的画面,或是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被一群豹子围在其中站在钢琴上嚎叫,再不然就是科特妮·拉夫(Courtney Love)扮成圣母形象抱着死去的耶稣……若翻开杂志,谁不会被这种怪异且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影像抓住呢?难怪拉贝切尔是杂志界的宠儿。

           “只要能保证拍得漂亮,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人们愿意为得到一张完美的照片而付出一切。”这是拉切贝尔的个人信条。有意无意中,拉切贝尔契合了追求标新立异变化多端的娱乐界需求。

           珍妮弗·洛佩兹、艾薇儿、惠特妮·休斯顿、莫比、梅西·格雷、嘎嘎小姐……与拉切贝尔合作过的明星名单长得列不到尽头。在他的镜头里,明星们鲜有平静的状态和神情,更多的是癫狂与卖弄,还多了超现实主义的气息以及离经叛道的意味。奇怪的混合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宛若罂粟。

           天才大都有不一样的人生。12岁时,拉切贝尔随家人迁居到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在那座“脱衣舞女和建筑机器彻夜工作”的城市里,他受到“垃圾文化的‘熏陶’”。伴随他的还有麻烦的狂躁症,“我无法入睡忘记吃饭,对周围的一切异常敏感,念头如超速的汽车般飞快。医生说,当我认为自己可以飞时,那就是危险的信号。”后来,当“信号”出现时,他就去厨房为自己做几个煎蛋,然后服一粒药睡觉。

           带着飞驰的念头,拉切贝尔搬到纽约,在著名的迪厅Studio 54打工。1971年,拉切贝尔18岁,在艺术学校读了一年书后,他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那儿得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访谈》杂志(Interview Magazine)摄影师。在一系列黑白纪实摄影作品里,拉切贝尔将报告文学的叙事方式与摄影的超现实主义巧妙糅合,这让他的作品也成为沃霍尔艺术形式的一部分。

    从摄影师到艺术家

           就在3年前,大卫·拉切贝尔从纽约搬到夏威夷的毛伊岛。他在岛上购置了18英亩的土地,建了一座不大不小的木屋。他的卧室被锯棕榈(Kava)环绕,因为这种植物能让人平静,且让人好梦连连。即便如此,拉切贝尔还是为他在岛上要进行的7天拍摄失眠了。这会儿他并不是在为什么杂志拍照,因为几年前,拉切贝尔就信誓旦旦宣布脱离时尚界,不再为杂志拍摄任何照片。他说,“这是一次彻底的了断!”

           “洪荒”(The Deluge)系列作品成为大卫·拉切贝尔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这组照片中,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叙事语言呈现主题。“灵感来源是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我把故事的主题放在拉斯韦加斯,这座城市本身就是美国文化中过度与不自然的代表。”在该系列的作品“大教堂”(Deluge:Cathedral)中,拉切贝尔让现代装扮的男女老少摆出米开朗琪罗的“世界末日”中的阵型—他们站在一起面向阳光照射的方向,在洪水肆意的教堂中向着阳光走去。在“洪荒”系列的另一幅作品“博物馆”(Deluge:Musuem)中,拉切贝尔干脆让四幅油画沉在一座被淹没的博物馆里。

           从为杂志拍照到为博物馆、画廊拍摄作品,拉切贝尔的华丽转身也让他的身份从摄影师变为艺术家。“洪荒”系列只是个开头,在他的最新单幅作品“被蹂躏的非洲”(The Rape of Africa)中,拉切贝尔将他数十年在媒体拍摄的经验运用其中,重新解构了15世纪末佛罗伦萨著名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

           “我想加强和波提切利原作对比的效果,所以找到了坎贝尔。在这幅作品中,她代表非洲。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只有黄金被更加疯狂地开采,而人类生存的环境已经快演变成一场灾难。我想用‘非洲’概念表示一些更宏大的东西,比如它可以象征人类文明的摇篮。从这个角度来说,被蹂躏的不仅仅是非洲,也包括我们生存的地球。”

    作品拍得美才是最重要

    《周末画报》×大卫·拉切贝尔
    Q=《周末画报》 A=大卫·拉切贝尔

    Q:为什么离开时尚界,不再为杂志拍照了?
    A:我已经把想表达的都表达尽了,是时候换个方式做事情。你知道,要找到全新的表达方式并不那么容易。当然,我深知我的声名最初都来自于时尚界,来自于为杂志,来自于为明星们拍的那些疯狂的照片。但是我决定了,就这么做吧。

    Q:前不久你特地找了一位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艺人拍了这组照片?为什么?为了弥补遗憾吗?
    A:是的。我把他塑造成大天使的形象,因为我总是觉得杰克逊象征着纯洁与无瑕。我花了很长时间调出杰克逊1990年左右的模样。我认为它是一张照片,但不是肖像。在某种程度上,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照片。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用在修改细节上,当然,没人怀疑那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但是他本人又从来没有真正拍过这样一张照片。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式像绘画。

    Q:“洪荒”系列是你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从拍明星的肖像到主题故事式的创作,你的创作语言的转化困难吗?
    A:“洪荒”作品的灵感来自于米开朗琪罗。他在创作西斯廷教堂天顶时,描绘过一幅洪水来临时的世界末日景象。我认为末日来临时,人类显示的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人性之善。所以,我的作品的画面中,人们相互搀扶,共同走向阳光。的确,“洪荒”使用了全新的拍摄语言。这也是我结束杂志工作后的第一组创作,它让我觉得很有挑战。

    Q:当你的作品放进杂志时,你是摄影师;当它们被放进画廊展览时,人们称呼你为艺术家。你能看清摄影师和艺术家之间的界限吗?
    A:也许吧。其实名利如粪土。我成名很早,所以现在想选择自己的方式继续创作。为具体某份杂志拍照相对是简单的,为大众拍照就有很多的责任感在肩上,这是挑战。我希望大家都能看懂我的作品,制造出对话的可能性。

    Q:你曾经为安迪·沃霍尔工作,他有教你什么吗?
    A:为《访谈》杂志拍照是基本工作。但是安迪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限制,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于安迪,我们今天才意识到他的很多价值。安迪还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今天人们对他的礼遇。人们对待杰克逊也是这样。从安迪那儿,我才学会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和评价,努力做好我该做的就可以了,作品拍得美才是最重要的。

    Q:你会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举办自己的影展,有没有特别为中国观众准备的作品?
    A:这次影展将是新老作品的结合,分为几个部分。最后呈现的方式,还是要看场地的布置效果。以往的代表作会带来展出,比如我为一些明星拍的照片。对了,刚刚提到的那组迈克尔·杰克逊形象的作品也会带来展览。我刚去看了场地,我相信不论从空间还是从体验来讲,展览都跟以往的不同。

    『周末画报』 采访/撰文 钟蓓  图片提供 大卫·拉切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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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重建家园的权利

            建筑师总是希望天马行空地进行设计,但现实总是充满诸多苛刻的约束,尤其对于贫民区住房这种毫无利润可言的项目。资金、土地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需要建筑师开辟一条新的解决方案。Alejandro Aravena先生,这位石油公司CEO兼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在过去的数年中已经为上千户贫穷人家解决住房问题。在智利,似乎成为贫穷者的发言人。

           他一边忙于设计廉价住房,一边四处奔走,与政府打交道,为建设贫民住房集资。与大多数建筑师不同的是,在和Alejandro Aravena谈话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极少谈论建筑的设计美学。相反,他会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预算,或是如社会学家一般谈论城市的贫困人口问题。“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建筑师正在设计庞大华丽的项目,但是又有多少建筑师真正在关注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我认为建筑是用来解决建筑以外的问题,而非其本身。” Alejandro Aravena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新视线》×Alejandro Aravena

    能谈谈您是如何开始参与智利的廉价房项目吗?
    2000年我被邀请去哈佛大学任教。在那里我碰到了我现在的工作伙伴Andres Iacobelli。他正在攻读公共政策的硕士学位。在参观了美国一些当地的贫民区住房项目,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能为自己的家乡智利做些什么。通过Andres Iacobelli的关系,我们和智利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双方一拍即合。

    您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贫民区或者贫民窟的改建升级项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不切实际。建筑师似乎都非常热衷于空想。在设计项目时很多建筑师并不十分了解被改造区域的真实情况,这种一厢情愿的工作方式注定会造成最终项目的失败。建筑师应该与当地的居民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社会各界似乎对贫民窟一直存在偏见,里面的居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政府也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们并未真正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们居住的地方常被彻底铲除,但这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比起先前的那些改造项目,您的Quinta Monroy地区改造项目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知道我下面所说的是不是区别,但它确实是我们所面临的客观条件以及我们的应对措施。首先是资金问题。房屋的造价成本是7500美元。这笔钱顶多只能造一座40平方米的屋子。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对于一户人家来说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是必要的。而我们也实在无力承担那另一半的钱。于是我们跟当地居民协商让他们一起参与到房屋建设中。我们为他们设计和打造房屋的最基本框架结构,并预留出多余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可以扩展生活空间。其次,这个项目的绝大部分资金由政府提供,也就是说居民只需出500美元就可以拥有房子。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房子对于当地民众来说不仅仅只是居住的屋子,它们同时也是居民的资产,它们可以升值,居民可以利用这些房子在银行进行抵押贷款。

    能谈谈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居民中的一位老太太每天用照片记录下施工过程,新房竣工后,她在新家的一整面墙上贴满了施工照片,这对她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时光。还有一位年轻的工匠,用施工现场的边角料造了30多把公共长椅。其实在整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我感受到最多的还是整个社区所带来的欢快氛围。当地的居民生活得很平静很安逸,他们只是缺乏外界的认同。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尽量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保障。

    Renca这个项目看起来也十分有趣,似乎民众的参与度非常的高,能简单说说吗?
    确实如此,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邀请了几乎所有的居民参与方案的讨论。包括地址的选择,房型的选择等等。最终的得标项目是以居民选举的方式得出。我们将纸制模板发放给当地居民,让他们按自己的喜好进行装饰涂色。最后我们把所有的模型排列起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效果,这也就是这片小区最终可能呈现的样子。原本以上的一切程序都需要建筑师来决定,但我们还是决定把权利交还给居民。
    您如何看待“明星建筑师”现象?
    有时候建筑师个人的影响力确实有利于项目的开始,但是一切好的建筑设计最终取决于它是不是真正服务于人,是不是真正解决了一系列问题,而不仅仅是形象工程。

    能不能谈谈您未来的计划?您想过来中国做项目吗?
    事实上我们已经够忙了,根本没有时间来对未来做规划。对于项目的地点我们没有特别的偏好,我只出现在有问题的地方然后努力解决当地的问题。如果中国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很乐意过来。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的太太和女儿,一年做一个建筑已经很足够了。

    『新视线』 采访/撰文_邱正  供图 Elem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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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Cary Kwok:迷恋五十年代

           他从小想做时装设计师,却意外地成为了一名插画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充满着对于种族、文化、性别等问题的探讨,却带有个人化的幽默色彩。而Mario Testino、村上隆这些时尚圈的“当纍,在那段时间,我发掘了自己的风格。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
    我是自学的,自懂事起我就很喜欢画画,所有课本上都布满了我的草图。我不是个容易满足的人,从不觉得所做的足够完美,并不断地试图改善。从孩提时起,我一直充满激情地沉迷绘画。当我作画时,就像是发现了开启不同世界的钥匙,可以让我不断地沉浸其中。

    你想在作品中传达出什么精神?
    我许多作品都是与种族、民族、性和性别平等的问题间存在微妙的共鸣,还夹杂了些我的幽默感。通过画作,表达了我潜意识里对于不同种族、文化间差异性和一致性的观点。而且我总是被人性的诡秘、如何建立知识、外表体系和所处的环境等等问题所吸引。

    我猜想作为一个居住在欧洲的非白种人,会不断地因肤色而被评判,包括你的种族或者国籍,无论是不是以一种友善的方式。如果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总不当你是一个独立个体来看待的话, 而总是把你归纳到某族群之内,或多或少会令人生厌。我在英国生活多年才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种族和其它外界负面的种族分歧,这令我更重视及欣赏到自己和其它文化中的差异和相似性。

    你的创作是否受到过某位艺术家的影响或者说是某件事物的影响?
    我认为除非住在一个无法与外界联系的荒岛上,否则必定会被周围事物所影响,不管什么方式,我们总会彼此互相影响启发,无论是古老的文物、电影、音乐、建筑、性欲、时尚、人造环境,差不多每一样东西事情都可以激发我的灵感。在很多事物中我都能找到美和魅力,就像我每天路过的最普通的街道,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

    与性有关的意象在视觉上对我自己和我的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不是指色情层面的,性和性感是我们所处世界许多方面的主要作用力,亦影响我们行为举止,穿着打扮的方式。在香港这样一个受旧式中国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约束、压迫的环境长大,或多或少你会比较含蓄地去对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特别是涉及到性方面的时候。当我在20岁前搬去伦敦后,第一次离开家庭的视线,在现代英国所接触的一切真得令我为之一震。不像在香港时对于旧式英国的理解,人们比我想象中要开放得多,我想他们也势必经历过文化和性方面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我通过自己的职业找到了表现幻想和叛逆的出口。

    为什么你特别喜欢上世纪50代的感觉的东西?
    这几年来,上世纪50年代风格影响了我的穿着方式和个人风格,不过这并不是我唯一特别喜欢的年代。我对于过去不同时代的时装很着迷,都是过往黄金年代的浪漫描写。如果一部电影的服装和道具从历史角度来看相当精准的话,我会格外欣赏,反之如果在这些方面做得特别糟糕的电影,我就会觉得导演、戏服和道具设计师不够认真,如果他们连这点都做不好,观众何必要花时间看这部电影。

    你看起来像黑社会的头目,呵呵,在伦敦会遇到麻烦吗?
    不同国家看待品味和风格的方式都不同,我不觉得我自己像,你也许是觉得我看起来像东方人心目中的“老派”的黑社会成员。不过在西方,这算不上黑手党的造型,他们在伦敦穿的迥然不同。在英国和美国,一般人似乎对历史上的穿着风格比较了解,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亚文化(次文化)历史更丰富吧,因此多数人还能认出我的风格是上世纪50年代造型,不过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就不大有人知道了。内地的人们可能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来看待我的,对他们来说我看起来更像个老干部,我的一些朋友也老是这么叫我。

    你最想成为谁?
    就我自己,一个成功的自己。

    『新视线』 策划 小威  摄影 李奇  采访 M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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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趋势』营销:快乐经济学的时代

           一个要你快乐,一个要你幸福,这是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这一对竞争激烈的老冤家第一次传递如此相似的品牌信息,在过去几十年的“两乐”竞争史上,两大饮料集团一直尽力保持着不同的品牌识别信息。是什么原因让“两乐”此次不约而同打出“快乐、幸福”的招牌?答案就是:这场罕见的经济危机!

           百事可乐将新标志设计为“ 笑脸”,将宣传口号改为“Refresh Everything(振兴一切)”了。可口可乐随后迅速发起了一个名为“Open happiness(打开幸福)”的推广活动。在经济危机下,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对未来有强烈的不安和沮丧感。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这两大饮料集团显然都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纷纷推出与乐观、快乐、幸福等字眼有关的品牌推广活动,掀起一场新快乐营销大战。

    快乐商机

           经济危机让大多数企业的思考变得单一化,应对之策全为如何摆脱困境,普遍呈现出不求大胜,只求小败的心理。危机固然是当前的事实,但危机之下同样也蕴藏着商机。至少与新节俭主义伴生的酷抠族、乐活族等新的族群就能让一些冷门产品热起来:上班族想要节省午餐花费,便利店的盒饭销量自然大幅增加;放弃汽车选择骑自行车上班,环保省钱又健身,让自行车公司“咸鱼翻身”。

           巧克力厂商显然是最大的赢家之一。瑞士巧克力在2008年销售额达到15亿美元,连续第5年创下新高,而英国商家却是趁机推出了一种名叫“信贷危机”牌的巧克力。原因很简单,因为巧克力不但吃起来香甜可口还能在大脑中释放复合胺,帮人赶走沮丧情绪,舒缓压力,所以在经济危机时,它的销量增长在众多食品中傲视群雄。

           经济愈灰暗萧条,人们愈想要从各种管道找寻快乐。谁抓住了这种心理,谁就抓住了商机。当然,如果问金钱能否买到快乐,回答通常是不能。但实际上,人们的消费行为,大部分是一种快乐消费,不是说女性在痛苦的时候,通常会通过购物来排解吗?其实男人也未尝不是。在经济危机下,人们减少大宗消费支出,转而寻求能够满足自己需求、价格相对低的替代品,但是省钱不代表省品质,节俭不代表不消费,精打细算只是为了用最少的钱去参与更多领域的消费,获取更多的时尚需求。这种对快乐消费的需求也正体现了经济学中的“口红效应”。

    快乐学问

           近年来,一个专门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领域—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最早对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是美国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他对客观收入和主观快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研究,并在1974年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伊斯特林认为,人们对于快乐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快乐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快乐以后,人们的快乐程度又会逐渐回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

           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进一步推进了快乐经济学的观点,指出GDP无法衡量幸福感,必须创设新的经济评价体系。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让更多品牌投入到快乐经济学的研究中。老牌名校哈佛自2004年起开设了“幸福学”,并出人意料地成为该校最火爆的选修课。目前,选这门课的人数高达近千人,远远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拥有着平均每节95%的出勤率。

           快乐经济学揭示了快乐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伊斯特林还是斯蒂格利茨,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快乐幸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上,而忽视了快乐幸福与消费的关系研究。快乐与收入之间虽然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但是快乐与消费之间却存在着某种正向关系。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企业和产品的要求不是“你能为我做什么”,而是“你怎样让我开心”。

    营销快乐

           1980年代,中国尚属于理性消费时代,消费者普遍重视质量、性能及价格,对商品的评判多以好、坏为标准;1990年代进入感性消费时代,消费者重视品牌、设计及适用性,以喜欢还是不喜欢作为判断标准;新世纪则是感动消费时代,消费者重视满足感及喜悦感,对商品的评判标准以满意、不满意为判断;未来我们将进入的是一个感慨消费时代,消费者重视的是超越顾客预期的超值体验,对商品的评判将以主观快乐、幸福为依据,而商家如何从生活与情景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和思维的认可是关键。

           没有好的创意和特色的产品,在传统营销手段普遍的现代社会,恐怕很难带给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意外的惊喜,价格不合理会让产品带给人的快乐被割肉般的支付痛苦淹没,增值的服务才能让人们更容易产生物超所值而产生快乐体验,而产品所附加的幸福憧憬与想象则是必需的特质。幸福感营销的关键不是兜售商品、服务,而是在兜售商品、服务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其他的快乐来源,将简单的商品买卖关系转化为品牌与消费者全方位的幸福感互动关系。

    『周末画报』 撰文 李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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